2020年5月17日印发的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要支持西部地区高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着力加强适应西部地区发展需求的学科建设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多年来，贵州高校在师资队伍、人才培养、科研水平等方面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，不仅积极担负起了贵州经济后发赶超，弯道取直的重任，还成为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攻关的重要力量。

全国两会期间，来自教育领域的贵州省全国人大代表们和记者畅谈西部大开发以来，贵州高校的改变与发展。

宋宝安：我的成长就是贵州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

“住了8年8平米的筒子楼。”回忆起在学校工作的“旧时光”，宋宝安笑着说。

宋宝安，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大学校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农业专家，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、教育部科技进步奖。这些标签中，贵州大学校长是他最看重的。

“1983年我从贵州大学本科毕业，后来从沈阳研究生毕业回到贵州大学当老师，再后来当院士和校长，我一直都在这里，对贵大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。”

宋宝安说，曾经的贵州高等教育是“三无”——无重点院校、无博士点、无院士。他毕业时，贵州大学仅有中文、历史、哲学等七个系，学校规模小，硬件软件都很缺乏。

“那时我们想，什么时候贵州学子可以不出省门，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，成为高素质的人才呢？”他说道。

在他看来，突破高校人才培养的瓶颈，要从博士点的打造开始。宋宝安准备从自己从事的农药学专业入手，打造贵州高校第一个博士点，做贵州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。

“当时我们有一个优势，就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可以转化为应用的产品，两个重大的突破是‘国外农药的国产化’以及‘高毒农药的低毒化’，这个也是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的，以此为基础，我们开始打造我们的博士点。”

经过百般努力，克服各种困难，在2000年，贵州大学有了两个博士点，其中一个就是宋宝安牵头的农药学，这一年刚好是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大决策部署的年份。随后，利用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政策利好，宋宝安又牵头申请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、国家重点学科等，学校现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，科研实力较强的“双一流”大学。

“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在省委、省政府重点关心培养下，我抓住了西部大开发的机遇，和贵州大学以及贵州的高等教育一起成长。”宋宝安说

曾丽：期待贵州高等教育未来辉煌的十年

在记者眼中，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曾丽有个标签：穿一身民族服装，说一口流利英语。

“我个人是西部大开发的受益者，2018年，我申请到了西部人才项目，享受了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全额资助去美国访学半年。”

曾丽告诉记者，像她这样受益于西部大开发，出国深造的高校教师在贵州还有很多。

“现在贵州高校的国际化水平有很大提升，通过与国内外高水平院校交流，教师的眼界和科研能力都有很大提升。”她说道。

曾丽说，她一直在高校工作，见证了西部大开发为贵州高校带来的变化。她说：“10年前，我记得贵州高校的毛入学率仅有23%，今年我预计将超过40%，这就意味着贵州一大批劳动力的素质将得到提高。国际化上，10年前在贵州的留学生只有200多人，现在已经有5000多人了。派出国学习的学生也从几十个增长到了几百个。”

随着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》的印发，曾丽对未来充满期待。

她说：“《意见》里还专门提到了一带一路，我们要借助东盟教育交流周这一平台，让贵州的高等教育更加开放。没有西部大开发，贵州的高等教育不会发展得这么快，我期待未来辉煌的十年。”

殷红梅：对口支援带来了教学理念的变化

2006年3月，教育部确定厦门大学对口支援贵州师范大学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院长殷红梅回忆：“当时去厦门大学参观，到了档案馆，才了解他们在档案管理方面已经做得非常出色。到了图书馆，才看到他们不仅有丰富的国内图书资源，还接入了国外图书资源平台。”

一次造访，殷红梅看到贵州高校和东部高校的差距。在接下来的10多年中，厦门大学和贵州师范大学加强合作，将支援工作落地生根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：一是继续保持校级互访，在重大问题上悉心指导；二是着力加强师资建设，在人才援助与培养上不遗余力；三是深化合作，在科研指导与学生培养上精准发力；四是着力强化资源共享，在资源支撑上倾情帮扶；五是推动合作重心下移，在院级合作上务求实效。殷红梅说：“通过教师互访、挂职，提高了师大老师们的教学科研水平。同时，在厦门大学的帮助下，我们的一级学科博士点还获批验收，人才培养的质量也越来越高。”

殷红梅告诉记者，随着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》的印发，新的产业将入驻贵州，这对贵州的高等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
她说：“这是机遇，也是挑战，我们需要抓住机遇，提升教学理念和高等教育水平，让教育能够对接产业发展的需要，服务于贵州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。”